我刚才的一段分析，谭仲夏听得很明白了，但是，他仍旧持反对的态度，几乎把脸皱成个囧字，想了十几二十秒钟以后，用一个比喻总结了我刚才那段很搞脑子的话：“你的意思是说，你杀了我的老婆，我抓不到你，所以就把胡海莲杀了来报仇？”
对，就这么回事，把仇恨转移到人渣身上，以牙还牙复仇。
他说：“狗屁，你觉得可能吗？！”
我郑重其事地点头，说：“确实很难相信，但这是唯一能够解释那么多疑点的可能性。”
他捏紧拳头往空中挥了几下做出一副抓狂的样子，然后盯紧我，几乎咬牙切齿地说：“你杀了我老婆，我因为找不到你所以就找了胡海莲来代替你然后用你杀害我老婆的方式把胡海莲给杀了，你觉得这可能吗？仇恨有这样转移的吗？神经了不成？！”
他把唾沫喷到我脸上来了，我嫌弃地往后避，抽纸巾擦掉，叫他不要这么激动。
我皱着眉头很认真地跟他说：“谭仲夏同志，破案有时候跟搞设计差不多，想象力要够狠，脑洞要够大，才能有突破。凶手对自己犯案的过程也是精心设计过的，我们要跟上他的节奏，才可能找出他露的破绽。更何况，我没有真的杀你老婆，请你别入戏太深提前抓狂，谢谢。”
他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起身去拿桌上的茶杯，回来坐下时又哼一声，表示不屑又无语。狠狠喝几口茶以后，才转过脸来看我，字字铿锵说：“如果你杀了我老婆，我就是找遍天涯海角就是掘地三尺也会把你找出来，而不是去找个不相干的人来替代。”
我点点头，说“对，这是正常人的思维方式，但这样的思维方式解释不了四桩案子里面的层层疑点，所以我才会往非正常的路子上考虑。”
说着，我往前倾了倾，特别认真地问他：“哎，谭副队长，你有老婆吗？”
他呆了呆，正色说：“我就是打个比方。”
我也很正色：“我就是问问你有没有结婚。”
他看我不像是随便问问就翻页不提的样子，只好回答：“没有。”
我蹙起眉头“咦”了一声，很嫌弃的样子，说：“你看你一大把年纪，怎么连个婚都没还结？”
他阴着脸说：“不用你管。”
我笑起来：“我是好心呀。”
他翻我个白眼：“你犯不着对我有好心。”
我故意逗他：“哎，没有老婆，女朋友总该有吧？”
他有点烦了，把脸扭到旁边，回答说：“没有。”
我死缠在这个话题上不放，说：“哎，局里单身还没嫁的姑娘多着，你平时多留几个心眼，或者……”
谭仲夏见我得波得波没完没了，有点不耐烦，想要起身走开。我看他是真不想开这个玩笑，所以赶紧识趣地收住，把话题扯回到案子上来，问他能不能暂时同意我的分析，并从这个分析上跟我一起头脑风暴，看看能不能从中挖掘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
他重新坐正，毫不犹豫说：“行，那我们就来讨论我们手里这四桩命案的凶手到底是以什么标准选择复仇替代者的。我昨天又把四个受害人的资料放在一起仔细研究过，查了又查比了又比，除了品行不端这点以外，他们再没有任何别的共同点，没有共同的朋友、经历、背景，然后在年龄、性别、学历、祖籍等各个方面，都没有相似甚至搭一点边的关系。照这样看，凶手仿佛是随机选择目标做复仇替代品的是吗？不对，不是随机的。你想想，‘开膛案’、‘砸头案’、和‘火烧案’三个受害人都是乾州本地人，为什么偏偏‘七刀案’的受害人郁敏却是梁宝市人？从我们对郁敏的调查结果看，她生前跟乾州市没有过半点瓜葛，却突然来到这里，刚下火车就被劫走，明摆着是凶手特地跑到梁宝市将她骗过来杀害。所以，凶手绝对不是随机选择目标的，否则为什么不就近在乾州找一个人渣？乾州哪里只有三个人渣没有第四个了吗？”
我怔怔听他一口气说完这一大串话。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只要认真跟谭仲夏聊天或者分析案情，我的三叉神经都会痛上几痛。有时候是因为他扯得不着边际，有时候是因为他隐藏的气势太咄咄逼人，这回却是因为他头头是道又一针见血，把我原先以为可以解释通的案情又戳出个巨大的疑点来。
是呵，为什么其它三桩案子的受害者都是乾州本地人，偏偏还有个郁敏却是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梁宝市人。凶手费劲巴拉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把她骗到乾州市来杀害一定不是偶尔为之。
而是必然。
也就是说，郁敏是必须杀害的对象。
也就是说，老懒的分析可能是对的，这四个受害人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是凶手随机找的复仇替代品？
我感觉我的脑子快要炸掉了。
谭仲夏盯着我的脸，又没表没情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嘲笑我那自以为坚如城墙却随便吹口气就稀里哗啦坍塌掉的论断。我看不惯他那样，便也从鼻子里哼出一声，问他有什么收获。
他想了想，煞有介事地说：“不能算一无所获。”
我表示洗耳恭听。
他说他之前安排大批警力暗查乾州市内可疑的团体和人物，一举端掉三个传销窝点一个诈骗团伙还有两个利用网络社交平台进行卖~淫的团伙，收获算是颇丰，可惜都跟要查的案子没关系。
我表示一脸黑线，想嘲讽他几句，怕他生气，还是作罢。
然后两个人都沉默下去，我听见小海在走廊那端玩她手机里面贪吃蛇游戏的声音。
十多分钟以后，谭仲夏才重新开口，问我有没有从凶手这个点切入进案情做过分析。
我问他是不是指对凶手做行为侧写。
他点头。
我说：“我试过，但作用不是太大，因为不确定凶手到底有几个人，所以侧写出来的内容很混沌，什么样的因素都有。”
他让我讲讲看。
我就详细地讲给他听，单从“火烧案”的现场看，凶手应该是个体格魁梧力气十分大的男性，否则没法搬运体重两百多斤的受害人，但从连环案的角度去分析，因为凶手不止一个人，可能几个人合力搬运，所以这个侧写不确凿；“开膛案”的凶手情况比较明确，从现场的脚印，能确定至少在凶案发生的地点，他是单独行动，接应的同伙可能在离现场不远处的水泥路上等。也就是说，凶手团队里有个身高在170公分左右，体重在130斤左右的男性，胆子小性格懦，是拥有正常生活并且习惯循规蹈矩的人，那桩命案应该是他一生中最难磨灭的事件，估计会对日后的心理造成很大创伤，当然这个不在目前分析的范围内；另外，我仔细看过“七刀案”尸体上的创口，基本平整而且都不是太深，没有将肉豁开或者用力过猛的情况，所以认为应该是个沉着冷静做事仔细且有一定控制能力的女人；“砸头案”的情况比较难说，不论是从伤口还是从现场都没有能对凶手进行侧写的线索，调查报告里面说尸体旁边有一枚镶钻的枫叶形胸针，但那有可能是原本就在那里的，与案件无关，或者更有可能是凶手故意扔在那里的。
谭仲夏很认真地听。
而我一边在讲着的时候，一边脑子里又在飞快地思考，我想到每个命案现场都留有的那些似乎很有关系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的物证，女式披风、凶器、脚印、胸针等。
我从最开始就觉得那些东西不是随随便便出现在现场，或者是凶手不小心留下的，而是一种精密的设计，是凶手故意留下的。
我越想，思路越清晰，脖子后面的凉意也越深，简直能感觉到阴风阵阵。
对，所有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每个犯案的地点、受害人的死法、命案现场遗留的物件，所有这些都是设计好了来的。
有人在第一桩命案开始前就画好全部图纸，然后只要按照图纸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
所以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实施命案的人，而是那个画图纸的人！
我们现在不应该对单独哪件案子的凶手做行为和心理侧写，而应该把全部的案子看成完整的一件，去侧写那个总设计师的行为模式和心理轨迹。
这绝对是个正确的方向。
我把这些想法跟谭仲夏说了，然后重重吐出一口气，问他需不需要找一个心理专家来做外援。
我告诉他说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专家，她对犯罪心理学深有研究，曾给不同省市发生的好几桩恶性命案作过嫌疑人侧写，效果显著，也来乾州开过这方面的讲座。
谭仲夏对请求外援不是很有兴趣，说：“这个你跟付大队长申请去，跟我说了没用，我不管这些小事。”
我听他这口气，可真了不得，真是有点像白亚丰说的那样，把个副队长当出皇帝味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