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要讲原则，原则就是规矩，没有规矩则不成方圆。做事还要讲灵活，灵活是方法，缺少灵活常无法将原则真正地落到实处。灵活以实现原则为目的，灵活的原则就是讲原则，不可以没有原则地灵活。做事只讲原则，不讲灵活，就会犯左倾的错误，做事只讲灵活，不讲原则，就会犯右倾的错误，这都会给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害。
日薄西山的日军不甘心失败而变得更加穷凶极恶，民穷财尽的根据地军民因民族大义所在而变得更加众志成城。双方打得精疲力尽，而又苦苦纠缠在一起，不死不休的战斗，舔舐伤口后的还击。没有人问持久的抗战何时是一个尽头，但都坚信胜利一定属于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不是吗？黎明前的黑暗即便是再黑暗，毕竟胜利的曙光已经初显。
民国三十四年初春，石邑县抗日进入第九个年头。随着日伪的残暴统治和强力盘剥，生产停滞，经济一落千丈，各种货币充斥：、法币、冀南币之外，还有日军发行的兑换遥遥无期的军票和日伪政府卯吃寅粮使用的预征条和各种名目的借条，人们都知道这不过是废纸一张的白条－－－－说白条不合适，还毕竟盖着日伪政府的血红大印。石邑县人民无论是根据地还是沦陷区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几乎人人都受到过瘟疫的肆虐，身上有斑疮，还寄生虱子和跳蚤等所谓的“革命虫”，且人人面黄肌瘦；缺衣缺粮缺药缺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具。建立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的破产，导致以修德劝善为主体的乡村道德的日渐沦丧，导致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日益疏离，导致以乡绅领导农村的统治结构不可避免地崩溃。这难道不是凤凰涅盘的预兆吗？这难道不是一个新世界即将形成的标志吗？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更使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为此，王致虞还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大都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座右铭，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来的，讲艰苦朴素，献身革命毫无二话，讲个人享受，一己之私是万万不可的。王致虞只好耐心大讲抗战即将胜利，革命还要有后继人来加以开导，他们都愉快地加以接受，毕竟他们这些人都是相对意义上的“大龄青年”了。三十三对新人的婚礼场面是空前热烈的，席面是特别寒酸的，仪礼是简朴大方的。三十三对新人骑着老三团骑兵连的高头大马夸街之后，便是三天每天三开箱的大戏。之后，他们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抗战胜利后，他们大都离开了石邑县，有的北上、有的南下、有的西进，在九死一生之后，在祖国的大地上开枝散叶。在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曾经身居高位又故地重游的他们，谈论最多的便是曾经的导师一般的老县长王致虞。
操办过这件大事之后，王致虞按照上级指示开始了工作，并亲自去抓瓦解伪军的工作。或许是认识到日本鬼子早晚完蛋，或许是觉醒了民族大义，或许是要为自家留一条后路，或许是震撼于王致虞的个人风采，在通过同乡同学、同宗同族、转弯亲戚等多种关系的连结下，第三封锁线上十五座炮楼的伪军小队长都秘密拜会了王致虞并送上粮食和子弹。在秘密会晤之后，根据地上层欣喜地发现，这些人大都是秘密党员。而负责第三道封锁线的伪军大队长文有道则是三八年入党的老资格。为此，王致虞特别向上级申请成立了敌占区特别支部，统一领导分化瓦解敌占区伪军上层工作，随后，喜讯频传，另外两道封锁线上守卫的伪军上层纷纷表示在合适的时候弃暗投明、戴罪立功，就连特务队后队队长郜德成也有意反戈一击。工作的顺利开展，让王致虞七分喜悦三分担忧，将情况上报之后建议上级派遣部队一举拿下第三道封锁线，以免夜长梦多。上级的回复是石邑县可自行相机夺取。
就在王致虞筹划攻占第三道封锁线哪一座炮楼时，发生了知了寨一个小队十二名伪军带枪投奔事件。王致虞将信将疑，自己联络的知了寨伪军小队长前天送信来说，他的父亲通过伪知事寇念祖将他调到县城了。王致虞还在为前期准备工作功亏一篑而懊悔错失良机呢。经过仔细了解才发现这些伪军下层因不满上层的欺侮而自发暴动的。如果知道这个结果，知了寨伪军小队长说什么也不会调到县城，因为只要他留在知了寨，几个月后，他即便争取不到“回到革命队伍”的待遇，至少也能落得个“战场起义”的美名，不至于在县城解放之后落得个“投诚”的名义，以至于在后来的三十年里因历史问题而备受煎熬，是革命功臣还是民族罪人，是罪大恶极还是功勋卓著的问题翻来覆去地论证。当然，改革开放之后，在昔日袍泽的周旋下，心灰意冷的他却意外地落实了政策，享受了政协副主席的待遇。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特别是战乱的年代，看似偶然的举动也很难说不是必然的结果。
由于知了寨伪军小队的投奔，王致虞当机立断，集结县独立营开始反攻作战，旌麾所指便是第三道封锁线。这个战斗级别的举动拉开了石邑县战略反攻的序幕，在七天的战斗之后，王致虞上报了战斗总结，并在结尾欣喜地预见：大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一个月后整个冀西在上级的统一领导下开始了反攻。可以说知了寨事件是石邑县乃至整个冀西战略反攻的导火索，而事件的主角在改变了历史的态势之后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事件的原因是什
么呢？